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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术与战略的错位 手段与目标的悖离

    日期:2012-11-26 17:03:29                                                        浏览次数:2027

    战术与战略的错位 手段与目标的悖离

    ——编辑部体制改革与高校学术期刊前景臆测
     
    陈 颖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文化强国不能没有学术的繁荣,这是谁也不会否认的浅显道理。因此,文化体制的所有改革都应当有利于文化的繁荣发展(当然也包括学术研究的繁荣发展)。当下,我们必须反思的是,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非时政类报刊的改革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发展了吗?它有利于文化强国目标的实现了吗?当然,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但是,我可以肯定的说,所谓报刊编辑部体制的改革如果施行,中国的学术事业一定不再繁荣,而所谓文化强国如果缺少了学术繁荣这重要一环,能算是文化的强国吗?如果我们把所谓编辑部体制改革视为文化强国这个战略中的一个具体战术,那么,我以为这个战术是一个很不高明的战术,是一个背离了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自我毁灭中国学术研究事业的拙劣和荒唐的战术。
    以下针对编辑部体制改革文件,结合当下中国学术和高校学术期刊的状况向各位同仁汇报我思考的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文件出台的深层意味
    国家有关主管部门为什么会抛出这样一个完全背离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完全不符合中国学术研究事业发展现状的所谓改革措施,我以为首先是政策的制定者对学术的定位出现了偏差。
    这里我们需要先厘清学术的本质和属性。“学术”一词,在中国古代曾泛指治国之术、教化、主张、学问、学识、学风、法术等等,基本属于形而上的观念意识的范畴。在当代社会,学术作为系统专门学问的指代,或对存在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论证,人们曾经无可争议地将其看着人类智慧的结晶和共同的思想财富,而甚少将它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行为挂钩。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滥觞,特别是当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学科分化和综合化两极趋势的增强,在自然科学领域,许多学术研究成果被广泛运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和社会物质改造中,逐渐转化为能够带来丰厚利润和财富的有形或无形资本。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创造思想和追求知识的“纯学术”与主张将知识运用到实践领域的“应用学术”之间时常发生激烈冲突,于是便有了所谓的“学院派”和“实用派”之争。从中国当今社会发展的趋势看,“实用”的学术研究已逐渐占据主流和有利的位置,而“无用”的学术研究空间变得越来越小,但“无用之用”的学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引导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方向是毋庸置疑的,这正是“无用”之最大用。遗憾的是,在当今中国,功利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极度膨胀已经迷糊了一些人的眼界,实用功利的价值追求已经全面挤占了非功利(“无用之用”)的学术思想的生存空间,学术的“天下之公器”的基石正摇摇欲坠,危在旦夕。
    无视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而坚执学术研究于“象牙塔”中固属迂腐和落伍,但彻底否定学术的公益性而视之为完全的商业行为,则不免纠枉过正。所谓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的出台,便是不问青红皂白,将学术与非学术的报刊一概置于市场的商业行为中加以拷问的一种粗暴的简单化的行政作为。众所周知,在中国,包括高校学报在内的学术期刊之所以能够生存到今天,绝对不是和大众期刊一样靠着巨大的发行量和众多的读者群,恰恰相反,发行量低、读者面窄是全世界学术期刊的共性和天性,换言之,学术期刊的生存价值在于通过提供平台服务学术、造福人类的公共职能,而不是刊物自身的赢利能力。强行让学术期刊在商业市场的海洋中漂浮,无异于逼其溺毙。不可否认,现今中国学术期刊的数量和质量均存在问题,提高质量,优胜劣汰势所必然,但是,解决学术期刊过多过滥的办法并非只有全部转企一种,例如曾经酝酿多时的末位淘汰法,即通过建立科学的质量评估体系,分阶段逐步淘汰掉那些质量低下的学术期刊,也比目前的“一刀切”更科学、更人性化、更符合学术规律、更令人信服。因此,我认为,是实用主义的短视和偏狭导致对中国学术事业的定位出现偏差,其负面效应将在今后的岁月中逐渐显现,并将长期严重影响我国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进程。
    第二,文件一旦施行将对学术和学术期刊带来怎样影响
    非独立法人事业体制的报刊编辑部如果全面消亡,将标志着我国报刊出版业一个时代的终结。对于高校学术期刊而言,则意味着一个坚执了半个多世纪的以弘扬学术精神培育学术新人为己任的公益学术时代的结束,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后学术时代”的开始,这是真正“狼来了”时代。那么,“后学术时代”具有怎样的特征呢?我斗胆作以下臆想和预测。
    第一,学术的全面商业化迫使学术期刊不得不靠商业化运作维持生存
    理想的、科学的做法本应把学术分为公益和非公益两大类,据此亦将学术期刊分为公益性学术期刊和商业性学术期刊区别对待。所谓公益性学术期刊是指那些为“无用之用”的学术研究提供服务的学术刊物,通常高校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就属此类。众所周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其中的人文科学研究,乃做的是积累文化创新思想的基础性研究,其对社会发展的效用难以立竿见影,但其影响却关乎全社会乃至全人类,需要社会不计功利回报的长期投入。而为之服务的学术期刊自然也是一种公益性的事业。所谓商业性学术期刊是指为“实用”类研究提供平台的学术刊物,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某些能够直接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并能够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科学研究,此类研究成果通常能够给研究者带来丰厚的物质回报,为其提供发表平台的学术期刊理应从研究者的回报中分到一杯羹,将此类期刊视为商业性学术期刊似无不可。基于此,高校学术期刊绝大部分应属于公益性的学术期刊,之所以如是观,是因为高校学术期刊除了具有一般学术期刊共有的发表科研成果的园地功能外,还在某种程度上担当培育学术新人服务学科建设的特殊功能。当高等教育商未完全商业化的时候,依托高校为母体的高校学术期刊却先行商业化,其对学术的戕害、对学科建设的负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在我国高校,特别是众多地方普通高校,学报与学科建设和人才成长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无庸置疑的。当然,也不可否认,每一所高校有办学目标和水平层次的差别,相应学报亦有水平和层次的差异,但它们都在各自的定位上发挥各自的功能和作用。当学报与母体断乳,转为企业化运作,首先面临的是如何生存的问题,学术期刊的先天不足使学报难以靠扩大发行量吸引读者获取利润,唯一便捷和可行的是通过收取发表补助费(版面费)来维持生计。尽管笔者向来对学术期刊滥收版面费嗤之以鼻[1],笔者所在的学报也从不向作者收取分文发表费用,但那是在学术期刊作为“天下之公器”、学报人以维护学术尊严为荣的公益时代,而当学术取向发生蜕变,商业利益占据上风的后学报时代,为了稻粱谋,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必然由此前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潜规则立马浮出水面成为天经地义的显规则。可以想见,当学术期刊靠版面费为生已然是普遍的市场行为的时候,当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都需要学者付出数额不菲的版面费的时候,学术的尊严和学术的纯洁将何在?皓首穷经钻研学术的学者还有几许?以发表论文谋取眼前的功利目的的伪学术和功利学术又将泛滥到何种严重的程度。我不知,中国学术事业的明天会因为学术期刊的全面转企而焕发生机,还是会让铜臭的污染变得污浊不堪?一切只能留待历史来检验。
    第二,学术期刊的分化将使高校现有的办刊格局发生巨变,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学术
    资源配置的优化
    如果说,我对前述不问青红皂白逼学术期刊全面转企持否定态度的话,那么,这里将尽可能对转制后学术期刊格局的变化作些美妙和美好的想象。按照“办法”的规定,主管主办单位的报刊编辑部有3个(含3个)以上的,可以合并建立一家报刊出版企业。如此,则不少办学历史相对悠久学术实力相对雄厚的老大学将纷纷成立学术期刊出版企业,而那些新升格的本科或专科高校多只有一家文理综合的学报,不具备单独成立报刊出版企业的条件,如果由于人事关系等方面的障碍无以克服,难以合并同类项成立企业集团,那么等待它们的将只有停办的命运。如此一来,我国高校学报“小、散、滥”的局面将可能改观。随着学报数量的减少,侥幸逃过一劫而幸存的学报或并入本校出版传媒企业,或被社会上的出版传媒集团收编,或内部重组为专业性期刊,或保留现有的综合性面目继续挣扎……。大洗牌后的高校学术期刊除了会出现一些做强做大的表象外,在刊物质量上亦可能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当下已经存在的“箭垛效应”将更加突显——那些以科研实力雄厚的重点高校为后盾的多核心学术期刊,将吸引更多优质的稿件,因为此类学术期刊容易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等政府、企业、基金会和社团等的资助,它们能够以不收版面费吸引优质稿件,即使收取版面费,也相对于非核心期刊更能够招徕作者。而众多非核心学术期刊则只能拾别人的牙慧刊登一些质量平庸的稿件,长此以往,强则恒强,弱者愈弱,最后无情的市场法则将不断淘汰掉那些居于末位的弱者。从学术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看,此次非时政类报刊编辑部的全面转制或许能解决政府主管部门早就想解决的学术期刊量多质次问题[2]。这一改革措施的积极意义恐怕也就仅限于此。而对高校和科研单位来说,学术期刊绝对量的减少,便意味着今后学人们发表论文机率的降低,僧多粥少的结果,一方面将引发学术界更加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也将可能导致学术不端行为的加剧。我国学术生态环境将由此发生深刻的变化。
    第三,        学术期刊的发行渠道更加多元化,与大型期刊网络数据库之间将开始真
    正市场意义上的经济利益的博弈
    近20多年,数字化、网络化的飞速发展,给期刊的编辑出版发行等各个环节都带来深刻的革命,以致发展到今天,罕有学术期刊能够无视国内各个大型期刊网络数据库的存在,而采取与之不合作的态度。期刊网络数据库的存在改变了传统学术期刊单纯依靠纸质出版发行量受限、读者面窄的弊端,极大地方便了读者的阅读,大大提高了刊物的潜在发行量。但是,不能不看到,长期以来,期刊与数据库之间的关系是畸形的,二者在经济利益上是不对等的,期刊事实上成为为数据库提供原料的廉价的初级加工厂,期刊编辑所付出的劳动价值与所得到的报酬是不相符的。我曾将这一现象上升到学术期刊出版安全的角度加以认识[3]。当学术期刊作为公益事业存在时,由于有着稳定的办刊经费来源,期刊编辑部通常比较重视网络数据库对于扩大期刊学术影响力的作用,而相对忽略自己所应得的网络发行的报酬,今后学术期刊按照企业经营方式运作的时候,期刊与数据库之间的关系便是企业与企业的关系,是要遵循市场的规则重新厘定劳动与报酬的关系的。可以预见,今后各个学术期刊社与各个期刊网络数据库之间的关系将变得比现在复杂,一方面,双方为了各自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将展开激烈的博弈;另一方面,在市场的海洋中双方将结成利益的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需要找到利益的平衡点才能取得双赢的结果。作为弱势的一方,为了防止某个期刊网络数据库一家独大形成垄断的局面,学术期刊社必须保持与国内外各网络数据库之间的关系,尽可能扩大网络发行的渠道,让各个期刊网络数据库之间形成竞争的局面,这样才能为学术期刊赢得利益的最大化。
    第四,学术评价将攸关学术期刊的生存和发展
    这里的学术评价包含对学者学术水平的评价和对学术期刊质量的评价两方面。论文作为评价学者学术水平的一个标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应该说是无可置疑的。但最近二三十年,在中国,以论文为标准的学术评价却倍受质疑。我以为,问题不在于论文作为学术评价标准本身有什么问题,而在于对评价标准的具体掌握和实际操作中产生了偏颇,如重论文的数量而不重质量,在对论文质量评估时采取简单化、机械化的办法,唯论文的出身(刊登在何种层次的刊物)而不问论文的真实水平等。这一状况会不会随着学术期刊的转制而发生改变,笔者暂时还看不到美好的前景,相反,使人忧虑的是,随着学术期刊的转企,花钱刊论文手段的普遍化,以论文为标准的学术评价的权威性和真实性将变得更加不可捉摸。如果有一天,行政或市场的手段迫使高校和科研单位抛弃以论文作为学术评价的标准,那么,学术期刊的灭顶之灾就真正降临了。所以切不可以为学术期刊转企将带来业者命运的转机,市场风险和行政干预的双重夹击随着可能发生,将令未来学术期刊的生存和发展充满变数。但也无需悲观,以论文作为学术评价的标准相信短期内不会发生突变,正如许多人诟病高考,但也不能不承认眼下尚无取代高考的更好的选拔人才的方式。很难想象,学者不写学术论文将如何衡量其学术水平。对学术期刊来说,更直接更现实的威胁来自各种期刊质量评价机构。曾经人们认为,所谓核心期刊等的评选不过是便于读者选择阅读的一种参考而已,但如今再没有人会仅仅从阅读的角度看待,而是无不把它当做评价学术期刊水平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如果说,在公益学术时代,评价机制对于学术期刊的影响更多是学术声誉和学术影响力方面,那么,进入学术商业化时代,这种评价就直接与学术期刊的经济利益相关联,是否核心期刊将极大地决定着作者的投稿意向,换言之,既然都是付费刊稿,作者当然更愿意付费给那些学术份量更重一些的刊物。在学术商业市场的激烈竞争中,核心期刊无疑将占据更加有利的地位。而核心或非核心的决定权却掌握在期刊评价机构手中。笔者实在不愿意想象在市场化的运作中学术期刊评价的过程和结果会被商业利益所左右,但相较于公益学术时代,这样的可能性机率大增,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忧思和警惕。
     
    如果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实质性启动,将使学报人心不甘情不愿跌到商海中。这也意味着今后高校学术期刊将是在事业单位的大本营中做着企业的营生,而且此营生是直接针对学人心中神圣和高尚的学术事业,此种结局实在令人扼腕和无语。改革必然需要一些人付出代价。但这样的改革能促进学术的繁荣吗?能达成文化强国的目标吗?我对此深表怀疑。


    [1]参见拙文《版面费:学术期刊之殇》,《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2]其实造成此问题的责任亦在政府。1998年新闻出版总署下发文件批准给每所公立高校至少一个学报的刊号,由此造成学报数量的急剧增长。
    [3]详见拙文《论网络环境下学术期刊的出版安全》,《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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